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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江曉原教授商榷:如何為影響因子去“毒”?

作者: 發布時間:2016-06-21 09:36:00 來源:

美國時間6月13日,湯森路透集團發布了2016年度的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在本年度最新收錄的11990份科研期刊中(其中SCI覆蓋的自然科學領域為8778份,SSCI覆蓋的社會科學領域為3212份雜志),中國的學術期刊收獲頗多。

相比2013年和2014年分別被收錄的162份和173份SCI期刊,2015年有185份中國雜志被SCI收錄,其中16份為新收錄的期刊。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科學院主辦的《國家科學評論》2015年入選SCI索引,創刊以來首個影響因子就達到8分榮登綜合類期刊的第5位,與Science、Nature等“百年老店“相提并論。而中科院旗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細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響因子提升至14.812,穩居亞太地區生命科學類學術期刊首位。

坊間自然不少贊譽。而批評中國科研跪舔SCI的聲音也從不稀缺。就在不久前,知名科技史學者、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影響廣泛的《“影響因子”是用來賺大錢的》一文,更是聲討所謂影響因子及其所依賴的期刊引證報告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不過是湯森路透公司賺錢的伎倆。

1、影響因子走下神壇

應該說,江教授的文章延續了人們近年來對中國科研評估唯SCI馬首是瞻的抗議姿態,從科技與社會相結合的更深刻視角闡釋,對于促動期刊影響因子走下神壇有積極作用。江教授以其一貫的生動文筆寫道:

一位《中國科學報》的資深女記者,在和我們討論有關問題時, 曾非常自然地問:“影響因子”難道不是國際科學界對科研成果公認的最客觀評價嗎?她這樣問,當然反映了她對“影響因子”公正性的深信不疑。讓筆者稍感吃驚的是,在我們的思想認識中,作為一位《中國科學報》的資深記者,她按理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著比一般公眾及文科學者更為專業和清醒的認識。結果我們看到連她這樣的專業人士都受害如此之深, 可見“影響因子”的神話已經誤人到什么程度了。

其后,江教授的文章從影響因子的商業屬性講起,到其創辦人加菲爾德如何以科學情報研究所(ISI)的名稱淡化商業色彩的創業,再到收購了ISI的湯森路透將預測諾貝爾獎作為營銷之道,最后揭示湯森路透據此獲得的巨額利潤。文章可謂極為生動。但反復通讀整篇文章,也沒有看出來影響因子或Web of Science究竟“毒”在何處?究竟如何不公正?這位《中國科學報》的資深女記者又中了什么毒?是因為湯森路透是私營公司賺了錢?還是因為加菲爾德老爺子當年非要告訴人們自己不是私營公司、甚至通過“掛靠”等灰色手段棲身某個學會的“行騙”作為?

稍加分析不難發現,似乎這些都不能構成“毒”。私營公司賺錢天經地義,但這并不必然與其產品的公正性、權威性相沖突。如今連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都要把火箭發射委托給私營公司Space-X和資本大腕馬斯克(Elon Musk)。

當然,江教授的文章中不曾提到但卻是科學界非議最多的,是影響因子的濫用,把評期刊的標準用來等同于文章質量,并進而將之變成了評定科研人員個人的工分。《知識分子》的創辦人之一、北京大學教授饒毅自回國起就抨擊這種做法。他也一向反感青年科研人員用發表在CNS(Cell, Nature, Science)的論文給自己貼金,或在簡歷中把雜志的分數都寫上、恨不得可以進行加總的行為。

2、從誤用到濫用

饒毅先生說得很有道理。以期刊的影響因子來評估研究人員個人水平,的確有失偏頗。影響因子是全刊引用總數被論文篇數平均的結果,當然不能代表個別論文的水平;影響因子在不同學科分布極為不同,把數學與生物學相比肯定是風馬牛不相及;而且單篇論文的引用數本身也并不一定代表論文得到重視。比如法國科研人員塞拉利尼發表在知名期刊《食品與化學毒理學》(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上、但最后被撤稿的有關轉基因安全性的研究,一經發表就引用者眾,但絕大多數引用者都是批評這項研究不可靠的。如此引用,即便能提升期刊加總平均的影響因子,恐怕也不能說明研究本身的質量。

正因為不能將期刊的影響因子等同于在該刊發表論文的學者的科研成就,所以學界公認的評估是小同行的同行評議。在多數情況下,小同行對彼此的工作是清楚的,即便不是立刻明了,通過快速檢索一下同行的論文,也能對其工作了解一個大概。

既然如此,我們還要看論文引用數或期刊影響因子有什么用?答案在于,科學界并非只有小同行;而且,即便在太平盛世,科研資源永遠也比人們想要的少。于是大學需要排名、期刊需要選優、課題組需要競爭、大學校長需要了解雇員的科研績效。在這種情況下,影響因子應運而生。多年來學界的運轉表明,在機構層面上,影響因子仍然不可缺少。筆者曾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做過2005-2008年度的納米健康環境研究的資助效果評估,發現NSF也要聽聽自己投入的每項大錢產生了多少高影響因子的期刊論文。

只是,科研評估有不同的需求,既有需要看精選的湯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以及更加精選的Nature Index),也有需要看收刊更多的Scopus (Elsevier公司出版),還需要看本土語言的各種索引數據庫。在這種情況下,影響因子(不論其是用Web of Science,還是Scopus,或者是Google Scholar算出來的)與科研評估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說它們毒害了科學,至少是言之過重。

當然,正如江教授指出的,為了推廣其產品,湯森路透或愛思唯爾都會通過諸如預測諾貝爾獎或者指導學科布局等高大上的項目來粉飾自己的能力。對此,學界應該保持相當的清醒態度。正如我們不能斷言影響因子“有毒”一樣,我們同樣不能認為文獻計量工具就可以完全準確預測科研的發展。即便確有準確預測,也沒有必要替影響因子大唱贊歌。無需諱言,影響因子在個人科研評估中的濫用至今仍然在影響廣大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員。

3、心虛與自強

既然大家都明白影響因子濫用的禍端,何以其濫用仍然普遍?無他,科研行政化肇其事也——不懂行但可以支配懂行者的人,需要標準化的信息來分配資源和評估其使用效果。

有關科研行政化弊端的論述,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此處毋需贅言。行政化的核心,在于官僚體系逐層的數目字化管理。資源的分配需要算數、研究的多寡和好壞需要算數、是否產生效果同樣需要算數。正是如此龐大的對數目字的需求,造就了以標準化數據庫為基礎的各種影響因子系統的龐大市場。但各種影響因子系統,如Web of Science、Nature Index、Scopus以及google scholar (當然谷歌不是靠賣產品,其打法又是另一種方式)實際上是在這一市場上進行充分競爭。Web of Science及其所支撐的SCI/SSCI索引無疑是最大的勝出者,而其勝出的原因似乎可以用產品與需求的吻合來解釋:不是太大以至于選刊可能良莠不齊,又不能太小以至于其所選刊物無法覆蓋大多數被考核的科研人員。

相比較而言,同樣依賴Web of Science數據庫的社會科學索引(SSCI),其在中國的影響力就遠遜于SCI,除了因為社會科學有意識形態因素外,更加重要的一點是因為發表國際論文還沒有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主流。廣大人文社科學者還主要要依靠同方或萬方這樣的國內數據庫。當然順便說一下,同方或萬方也同樣是商業公司。

科研行政化雖然大有弊端,筆者如今卻想從積極方面為其說兩句話。科研行政化導致了資源由不懂行的人來分配固然不假,但其前提是有資源可分。而且,退回20多年前SCI開始主導中國科研評估時,我們經歷的情況其實是從沒有資源、從探討是否要撤銷中科院,到突然有了需要分配的資源。彼時對科研成果標準化的評估在決策的口號支持下,應該體現了一種進步。

當然,中國的科學評估也在進步。眼前就有一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孫其信校長不久前訪問了康奈爾大學。在參加其攬才座談會前,本文作者與一位康奈爾的優秀中國博后張琳琳博士交流,詢問她何時爭取“青年千人”,張博士表示,她只有一篇Nature的共同一作,覺得要入選青年千人,起碼要有兩篇CNS。

果然,在孫校長座談會上,有關牛刊發文量與科研成就認定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沒想到孫校長坦率地表示,“青年千人”或者其他杰出引進人才計劃,從來就沒有要求兩篇CNS。不僅如此,發表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的論文也不一定是必要條件。孫校長坦言,之所以以前我們會強調CNS,強調期刊分數,是因為我們不懂。但現在我們懂了,或者即使不懂,我們也知道去哪里找懂的人來做出評估。

孫校長坦言的內容并不一定能代表中國科技界的普遍認知,但其中體現的進步則毋庸置疑。正如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期刊的進步一樣,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中國的科學評估不會停下其向前的腳步。在中國科學融入世界、越來越國際化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更多反思,,在終于可以穿上皮鞋、但仍然需要有時捂緊口袋打好算盤之際,是否因此就把賣鞋的人(當然,我們需要更多物美價廉的鞋,需要更多賣鞋人來競爭)以其賺錢為借口踢下道路,回到穿草鞋的狀況好像并不是確保學術進步的正確做法。

作者:賈鶴鵬(中科院《科學新聞》原總編輯、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博士研究生),苗偉山(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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