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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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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月枝:重構中國傳播學

作者: 發布時間:2015-06-26 13:31:00 來源:《新聞記者》2015年第1期

重構中國傳播學

——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趙月枝教授專訪

 

                                                           作者:沙 垚 

 

【本文提要】 在社會主義的語境下重構中國傳播學,城鄉關系問題應當成為整個學科的重要出發點之一。具體來說,首先在歷史層面,繼承汲取傳統農業社會的文化資源,繼承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遺產;其次在當下層面,重視農民的主體性和文化創造力;最后在世界層面,對具有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的發展傳播學有清醒的認知。

  【關鍵詞】 中國傳播學 城鄉關系 國家社會主義 農民主體性 創造力  【中圖分類號】 G206

轉向城鄉關系的傳播學研究

  沙垚(以下簡稱沙):趙老師,您好!您是國際知名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但在2014年您與邱林川、王洪喆的對談中有很多與“三農問題”相關的論述;2015年您準備在浙江省縉云縣與呂新雨教授等召開“鄉村、文化與傳播”國際學術會議,這是否意味著今后您將把“鄉村傳播”作為自己新的傳播研究方向?

  趙月枝(以下簡稱趙):是的,近年來我確實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強調城鄉關系視野和鄉村傳播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我和邱林川、王洪喆對談中所說,隨著中國傳播研究走向成熟,三農議題會更顯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傳播學者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現代農民的主體性、媒體和文化在農村社會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鄉村文化和農耕文明的生命力、傳統知識的意義及創新和傳播等。①

  但是,我并不覺得鄉村傳播僅僅是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說抱負也好,希望也罷,我認為,鄉村傳播不應是本已十分支離破碎的傳播研究的小分支,而是中國傳播學整體都應該具有城鄉關系、中心與邊緣的大視野。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語境下重構中國傳播學,城鄉關系就像勞資關系一樣,應該成為傳播學關注的核心議題,鄉村問題應當成為整個學科的重要出發點之一。在我看來,如果像有人研究健康傳播,有人專攻組織傳播一樣,有些學者研究城市傳播,有些學者研究鄉村傳播,那就把城鄉關系切碎了。在城市主導話語權、以及城鄉權力關系和傳播資源不平等的今天,這樣的區分本身就是一種把鄉村邊緣化的表現。當然,這不是說學者的研究不應有側重點和自己的專業領域。我這里是把城鄉關系提升到定義傳播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的高度來討論的。

  沙:您提到城市主導,是否可以這樣說,傳播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天然的城市中心主義視角?這也正是您要批判的?

  趙:是的,但為了不把問題簡單化,我想我們應該首先區分三個概念。第一是傳播現象,從最基礎的言語到古代的烽火臺、驛站到今天的網絡傳播手段,這些都是人類實踐的一部分。第二是廣義的對傳播現象的分析,這包括我們所理解的傳播學科“之前”和“之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分析。在這些文獻中,不乏中心與邊緣、城市與鄉村關系的視角,比如我們所熟知的哈洛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等,以及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的(Raymond Henry Williams)《鄉村與都市》等。實際上,在美國早期實證社會科學中,也有對本國的村莊和農業的研究,其中涉及到傳播分析和技術擴散等問題,但是這個研究路徑并沒有在作為學科的美國主流傳播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第三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傳播學,尤其是1980年代初中國引進的傳播學,也即以施拉姆為代表的美國二戰之后出現的作為冷戰社會科學產物的傳播學。就這一意義上的現代傳播學而言,它確實從一開始就有城市中心主義的偏頗。

  用這一傳播學的視角來書寫傳播史,這個傳播史就一定是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的。中國古代傳播史會講到唐代邸報和宋代的印刷術,但這種歷史書寫跟現代傳播史是割裂的。現代傳播史的書寫是與印刷技術在西方發展起來之后,歐洲報紙的商業化與資本主義的崛起、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現代傳播史,也是從西方傳教士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辦“外報”開始的。在帝國主義與國內民族主義的張力下,中國的志士仁人才開始辦我們自己的現代意義上的報紙。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傳播史是西方傳播史的本地化和延伸,是全球殖民傳播史的一部分。當然,基于民族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敘事,會從反帝和反殖民的視角書寫這一歷史,而當下在中國傳播研究中頗有市場的修正主義傳播史則可能更多書寫當年傳教士報刊對中國的啟蒙作用,和它們如何給中國帶來客觀上的發展。但是,無論是批判視野還是殖民主義視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城市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偏頗。

  當然,現代傳播學并沒有放棄鄉村。從施拉姆開始,第三世界鄉村的發展問題就是美國主流傳播學很重要的一個研究方向,這就是發展傳播學。但是,正如我在與呂新雨教授的一個訪談中已提到,發展傳播學對第三世界鄉村問題的關注是具有強烈的冷戰地緣政治意義的。因為1949年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取得成功,也因為亞非拉其他地區激進社會運動的風起云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統治階層擔心第三世界的農村會不會像中國一樣,由于貧窮與落后走上激進革命的道路,使這些國家都倒向共產主義?所以發展傳播學所關心的不是抽象的農村,而是有可能作為共產主義根源地的第三世界的農村。在發展傳播學所隱含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宏大敘事中,農民一方面由于貧窮會接受革命的蠱惑,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狹隘和不求上進的,需要通過現代傳播技術,把他們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他們獲得以進取為特性的現代主體性,進而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總之,發展傳播學對鄉村的關注是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在冷戰地緣政治框架下,它不但將第三世界鄉村置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之下進行研究,而且將第三世界鄉村納入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和發展主義的軌道之中。

  沙:那么您自己為什么轉向城鄉關系研究呢?是出于什么樣的理論視角的考慮?

  趙:我轉向鄉村,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是現實層面的。在中國,農村有龐大的人口基數,經歷了改革初期的繁榮之后,在二十多年的中國政治經濟轉型中,“三農”問題凸顯,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社會矛盾沖突加劇,比如農民抵制苛捐雜稅、反抗剝奪土地、抗議環境污染等等。但是對此傳播學并沒有太多的參與和發言,即便有,也是基于現代化和發展主義視角,認為只要普及電視、實現電信村村通、送文化下鄉就可以解決問題。在國際層面,ICT4D這一研究范式,也就是通過信息技術促進發展,實現聯合國的千年減貧目標,體現的基本上還是美國主流發展傳播學的思路。記得2005年我在突尼斯參加信息社會世界峰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藝術與技術實驗室(The MIT Media Lab) 希望在第三世界推動100美元電腦計劃就頗吸引眼球。雖然我對這種技術主義的發展思路一直存疑,也從宏觀層面寫了《一個世界峰會和一部中國電影之間》、《手機之后,要什么?》這樣的文章,但對全球傳播秩序這樣的“大格局”問題的關注是我所致力于發展的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因此,我在2000年代中期受聘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時,是從“天上”和“全球”的層面定義我的研究題目的。具體說,我當時感興趣的問題是衛星電視新聞對全球秩序的構建。

  但有一件事使我刻骨銘心,產生了強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實到“地面”和“村莊”的學術沖動。那是幾年前的一個周末,我去超市購物時,無意中看到一份免費的溫哥華華人報紙《環球華報》,頭版頭條竟是兩位云南青年與一位浙江縉云縣青年通過網絡相約自殺的故事。最后兩位云南青年只來了一位,與那位浙江青年一起自殺于我老家所在的縉云縣新建鎮的一家小旅店,而那位浙江縉云青年是河陽村人,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個村莊。②

  沙:我在陜北做過一個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項目,就看到鄉村中老年的男性農民用智能手機看黃片,并且他們還告訴我,可以定期去鎮上的網吧更新,一個片子一塊錢,形成一個微型的地下產業。

  趙:對啊,這些事情讓我感到震驚,農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機,家家有電腦,24小時能看到衛星電視,又怎么樣呢?有了手機之后干什么?這個我曾問過的重要問題于我有了新的迫切性,而這不是發展傳播學所能解決的。

  這進一步涉及我所要講的第二個方面,也就是理論層面的動機。很顯然,現有的基于西方經驗的傳播學理論已經不足以解釋中國復雜的現實。從1990年代開始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媒體的商業化,到在新世紀初解讀小報故事、研究中國傳媒與入世、以及討論中國電信領域如何實現普遍服務,③我力圖反思全球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城市中心主義和消費主義邏輯與中國的關系。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呂新雨等批判學界同仁有關資本主義和鄉村問題的理論分析。資本主義源于西方,在其以城市為中心的世界擴張過程中,亞非拉被邊緣化,由中心剝削邊緣,支撐龐大的帝國,這同時也是城市剝奪農村的過程。傳播研究如何擺脫西方帝國主義框架和冷戰框架,有真正的世界視野、中國立場,成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因此,我2009年受聘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的時候,就把自己在國內項目的研究方向定義為“傳播、文化與中國城鄉協調發展”。我認為,發展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后資本主義的傳播學離不開對城鄉關系的關注。因為一旦忽視城鄉關系問題,尤其是還在發展傳播學的西方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中進行,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會不可避免地沿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道路走下去。

  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我開始反思改革開放前的中共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與改革開放后從西方引入的傳播學的斷裂與脫節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為核心和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革命,在這個過程中,通過馬列主義新聞理論和實踐的“本土化”發展出了源于“山溝溝里”的中共新聞理論,包括毛澤東的新聞理論。雖然這一套理論沒有被“傳播學”所取代,從“新聞傳播學”這一學科設置中頗有“中國特色”的詞匯中,我們還能看到有本土革命歷史淵源的“新聞學”之于有深刻冷戰色彩的“傳播學”的優先地位,但是這兩者實際上是兩套話語,水火不容,而且前者處于實際上被邊緣化的尷尬狀態。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重新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播理論,也不能關照,更枉論針對當下中國的“三農”問題,以及中國還是一個以小農為主的國家和有九億人口靠農業和農村生活和實現勞動力再生產這一基本國情。西方批判學者聚焦工人階級,以及工人的階級意識能不能形成,他們的理論是以19世紀的歐洲城市中心主義和工業主義為基礎的。在北美,墾殖主義歷史使農民問題被種族問題和城市貧民窟問題置換和遮蔽,這里的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更缺乏農村和農民的視角。然而,隨著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生態問題、食品安全、農業危機都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嚴重,是否應當重新看待農民在中國國家和乃至世界歷史變遷中的作用?并且,西方批判學者最感興趣的中國的兩億多農民工的主體意識很復雜,他們有很強的鄉土觀念,客觀上他們的戶口也都在農村,農民工的出現過程不是西方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可以相類比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個有著基于農民革命的社會主義傳統,至今還聲稱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或許可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超越資本主義提供理論與實踐的資源,或者說,新的主體性很可能是在新形式的工農聯盟中產生?當然,在當代中國,新形式的工農聯盟以什么形式實現,我也不知道。約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講到的“環境工人階級”④或許在中國會離不開農民的成分。總之,中國的憲法還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不應該忽略鄉村、農民以及城鄉關系視野。

歷史遺產與國家社會主義實踐

  沙:您認為發展傳播學和傳播批判理論各有缺陷,不足以在復雜的城鄉關系視野下解釋中國的傳播現象。那么重構中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傳播學,應當從何處著手呢?

  趙: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的歷史實踐值得我們深入的研究。近代以來有一個反復被討論的問題,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將之置于城鄉關系視野中,我們會發現中國封建時代的城鄉互補結構。盡管我們的長安、洛陽、開封、南京等在當時都是國際大都市,但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是,無論你做到多大的官,掙了多少錢,最終都要回到農村。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不是單向的剝奪和被剝奪的關系,而是一個雙向的互補過程。當然,這種關系不是僅僅靠文化和傳統就可以維系的。在皇權和土地都趨向集中,尤其是農民被剝奪程度加深的王朝末期,農民通過起義的方式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使之重新趨于平等。這雖然破壞了社會和生產力,但卻改善了生產關系。

  如呂新雨所說,正是由于這種內生的城鄉互補的社會結構使中國沒有走上殖民擴張與資本主義的道路。今天,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新十字路口,是企圖走“中修帝國主義”擴張性道路,繼承大英帝國和美帝國主義的衣缽,去拉美、非洲殖民,還是走出一條在國內是城鄉互補、在國外是反對霸權的良性的發展道路?這里的答案不言自明。因此,傳播學者回到城鄉關系,從歷史實踐中發掘資源,還涉及到中國未來道路選擇的重大命題。

  沙:談到歷史遺產,回看20世紀,我們繞不開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時期的實踐,傳播學應當如何去面對和繼承這一歷史文化遺產呢?

  趙:說革命遺產是可以的,但是盡管我自己在以前的文章中也用過,我希望慎用“社會主義遺產”這個詞,因為這隱含著中國現在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且不說中國官方一直沒有說不搞社會主義了,我個人是個社會主義者,我希望中國還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因此,我更愿意使用國家社會主義遺產這個詞語,即把前三十年定位為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也即國家計劃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中起決定性作用。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之后,官方的定義是中國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即市場力量起了更決定性的作用。我在《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書中曾指出,社會主義就是社會至上主義,我希望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由國家至上到市場至上,再到社會至上,尤其是勞動者至上。我這個定義得到黃平、姚洋、韓毓海那本《我們的時代:現實中國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直接啟發。我的理論來源包括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而布洛維的動態的、歷史的社會概念又得益于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概念及波蘭尼(Karl Polanyi)《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里面的“能動社會”概念。

  說到如何對待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化遺產,我馬上就會想到我老家浙江縉云縣一個山村里那個快要倒塌的大會堂,它上面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口號。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公共文化符號的物質代表,它依然是村里唯一的公共室內聚會空間,今天,是讓其倒塌還是修復?目前,浙江在新農村建設中修建了很多新的文化禮堂,我相信國家的初衷是想要贏回農村的文化領導權,但關鍵是建成之后用什么樣的公共機制去維護,在里面演繹什么樣的文化和在何種意義上成為農村的文化中心和農民的精神家園?我知道,在沒有了集體經濟支撐的條件下,村里的領導希望得到上級政府資助,修復這個大會堂。我更憧憬,返鄉的大學生、經商歸來的村民,能與常駐村民一起,在這個大會堂從事各種文化活動,使之發揮新時代的文化和村社共同體的各種儀式功能,將上一代的集體記憶和當下村莊的文化實踐和社區共同體的意義生產聯系起來,而不是割斷。或者說,我希望看到,新時代的知識、財富與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遺產相結合,產生出時代的新文化。

  事實上,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本身就是中國革命和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化遺產。中國革命和中國在改革開放前30年的傳播實踐就是將現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與中國傳統相結合的過程。這些文化實踐包括用快板書來說革命、用信天游唱東方紅、用現代廣播播放傳統的戲曲等等將傳統形式與現代話語,以及現代媒介與傳統內容相結合的探索。但是,在現代傳播學引進中國之后,傳播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血緣關系被割斷了。

  沙:我有一個數據,1953年4月到5月,陜西地方戲占陜西廣播文藝節目總時間的79%。⑤對于當時的鄉村,廣播堪比今天的互聯網,都屬于外來的新媒體。

  趙:對,但是它們的區別在于,當時的新媒體跟社會運動是緊密結合的,共同促進社會的改造。比如配合農村衛生健康運動,廣播、黑板報、戲曲、婦女主任和衛生員會挨家挨戶動員。但現在,以商業化運作的方式將電視、手機、互聯網送到農村,與系統的、全面的農村文化建設是脫節的。第一,內容問題,電視節目、互聯網的內容越來越城市中心主義,有關農村的內容越來越少,很多農民看不懂電視了;第二,新的傳播技術以消費主義的方式進入農村文化環境,注定沖擊和腐蝕農村的社會肌體和村社共同體的價值體系;第三,鄉村傳播組織者缺位,過去的公社廣播有廣播員,通過一個具體和真實的人,將黨和政府的群眾文化工作與農村的文化現實聯系在一起,現在沒有了這樣一個人,新媒體在農村應用中的針對性也就減弱了,技術與社會的脫節就更嚴重了。一言以蔽之,現在的新媒體基于農村社會就不是那么有機的結合了。所以我考慮的不是作為學科的傳播學應該怎么辦,而是傳播技術如何與農村社會有機的結合。

  在這個過程中,人是關鍵。我所說的人,不是到村莊做個公益形象宣傳的大牌明星,而是與農民日常生活實踐息息相關的基層文藝工作者。比如為了配合浙江省的“五水共治”⑥宣傳動員,縉云縣文化館的創作人員根據自己切身的鄉村生活體驗編排了一些跟鄉村傳統相結合的方言文藝節目,供村民演出;在更日常的工作中,基層工作者從指導農民春晚到建立農村文化站等各項工作,都與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鄉村文化工作方式是一脈相承的。我想,當下的農村實踐中可能還有更多沒有被拋棄的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化遺產,需要我們傳播學者去發掘。

  沙:您強調文藝工作者在鄉村文化與傳播實踐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如何理解農民的文化主體性呢?

  趙: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和共和國的主人,國家社會主義時期,一位叫陳永貴的農民還當過國家副總理,農民的形象也一直是正面的。農民的地位是隨著改革開放下降的。不錯,改革開放初,還有農民萬元戶和創業者;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農民在自由主義知識精英的話語里成了現代化的負擔。典型的代表是《河殤》,我記得里面有一些農民跪在那里求神的鏡頭,解說詞好像是,面對這樣的人的素質,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前面提到,在發展傳播學鼻祖施拉姆們的筆下,農民不求上進、沒有知識、需要現代傳播技術去開啟。在這里,至少施拉姆還覺得只要對農民進行教育、啟發、改造,就可以獲得現代主體性。可是,《河殤》卻認為凱恩斯來了也沒用,言下之意是農民是現代化的障礙,沒有獲得現代主體性的希望。當然,后來,農民就變成罵人的詞匯,是無知的代名詞。

  但事實上,當代中國的農民可不是落后的農民,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很不一樣,他們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鍛煉出來的農民,是具有政治主體意識和社會批判力的農民。大概是1994年我回老家農村,就有農民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權力關系變化有深刻的分析,跟我說:“月枝啊,三座大山又回來了”。他們當中,大部分受過初中教育,有的出去打工見過世面,他們的兒女里面也有不少中專生和大學生。還有一個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2012年我和幾位學者一起去河陽村參觀古民居,因為有古民居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帶領,我們就沒有買票。進入一個祠堂時,負責收票的是一位60多歲的農家婦女,就當著所有人的面說:“你們都不懂規矩,都不買票,領導來了又怎樣,還要我們在這里做什么。”她敢說,因為她有她的主體性,她覺得你們上面帶過來的人不繳費是不對的,起碼是不尊重她的職位的。總之,中國農民既不是被馴服的農民,也不是有些人所說的刁民。問題是主導的精英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往往居高臨下,在城市中心主義和發展主義傳播體系里,農民成為話語中的弱勢群體,但這不代表他們真的無知和落后。

  沙:我看過汪暉老師十幾年前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如文中所述,知識分子一方面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希望讓國家和民族變得更好,但同時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儒家等傳統文化、新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潮以及天翻地覆的現實變遷中感到迷失與困惑。所以,我們看到19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似乎很少從工農群眾運動和實踐中汲取養分和能量?

  趙:你說得對。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具有一種能力,去超越自身所在群體的局限性。如果知識分子沒有能力超越自己的利益和小資情調去思考問題,對社會充滿牢騷和怨氣,還能被稱為知識分子嗎?知識分子應關注工農的社會運動,進而與工農相結合,這個觀點并沒有過時。我們沒有資格去替農民表達,更沒有資格去教化農民,而是應該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過程中教育我們自己。

從消費主義到主體性創造

  沙:趙老師,您說得太好了。我博士論文的題目叫做《農民的表達》,正是沿著您的這一思路展開的,把話語權還給農民,讓農民自己表達,傾聽農民的表達,而不是代表農民表達。可是近年來,我看到農民的文化在農村消失了,相反在國際舞臺和都市舞臺上卻受到極大的歡迎,比如皮影戲,您怎樣看待這種空間錯位的表達?

  趙:先分享一個案例。2014年秋我到浙江的“良渚文化村”參觀,一開始我以為這真的是一個村莊,后來去看了才知道,這是一個房地產項目。這個“村莊”里的建筑像民居,還有村莊食堂、書屋,業主們過著美好的田園生活,有綠地種菜,親近大自然。可是問題來了,原來生活在這里的農民到哪里去了?因此,不僅是你說的皮影戲等農民的文化,甚至“村莊”這個概念本身都變成了小資生活的一種方式。一方面農村變成城里人休閑消費的地方,農民的文化讓城市人高價欣賞;同時農民被趕上高樓,逼著他們以在樓下花園里種菜等方式,追憶他們失去的生活方式。作為一種置換,城市中產階級落戶村莊,農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形式、村莊空間就變成了一種消費的資源,是城里人表達鄉愁的方式,也是文化產業增值的手段,農民的文化成了資本的點綴,農民本身成為文化商人的工具。有意思的是,城市居民開始向往農村、消費農村,不正說明了城市中心主義的內在困境嗎?

  談到消費主義對農村和農民文化的主導,還有更為隱藏的一個層面,即我們現在正在大規模開展的新農村文化建設,其中送圖書下鄉、送電影下鄉,還包括上面談到的送家電、手機、互聯網下鄉。在與呂新雨教授的對談中,她講到“送貨下鄉”忽視的是農民的主體性,我們的觀點不謀而合。⑦我認為這是城市中心主義的治理者居高臨下的福利主義思想。“政府買單農民看戲”,聽起來很好,可是你買得過來嗎?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消費主義和福利主義的思路中,農民是作為一個城市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而被建構的,這是文化單向流動的模式。在這一模式里,農民缺乏作為主體的參與性。

  沙:2013年我有機會參與過一次送書下鄉,我們給五個試點村的農家書屋送書。最多的時候七輛車,市文廣新局領導一輛、區分管領導一輛、區文廣新局一輛、鄉鎮領導一輛、村干部一輛、新華書店領導一輛,最后是新華書店的大貨車。

  趙:這看起來很浩浩蕩蕩,但是問題不少。第一,你送的書真的是農民需要的嗎?我們的圖書出版業本身就是城市中心主義的。第二,青壯年都到外面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小孩,誰會讀農業科技的書?至于電影下鄉,則更諷刺。剛上院線的片子太貴,因此送下鄉的片子里,老掉牙的內容占了很大比例,這些片子農民都看了幾十年了,都是些都市文化的“殘羹冷炙”,這簡直是在侮辱農民。我在調研中聽到一個段子,在一個送電影下鄉的放映現場,觀眾只有一個老人,放映員說:“大爺你也回家吧,很冷啊。”老大爺說:“我回家了就沒人給你鎖門了。”因此,這里最關鍵還是福利主義的思路不對。當下,主導政治和知識精英們已經意識到了,現代工業發展過程中農民吃虧了,因此想要反哺農村,做出一些補償,這比起《河殤》里對農民的態度,是一個進步。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還是被當作亟待教化的對象,都市精英文化施舍的對象,最多也只是都市文化的消費者,而不是文化的主體。正如在西方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讓一部分人失業,無法通過勞動實現自己的價值,政府通過發一點救濟金,以示慈善,從而緩和階級沖突。可是怎么可能把幾億中國農民都當做文化反哺的對象呢?這會扼殺了多少人的文化創造力啊。

  沙:您認為,在當代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下,農民還有沒有可能像國家社會主義時期那樣,創造出屬于自己的主體文化?

  趙:這不應成為一個問題,我看到當下農民正在創造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是有創造力的。比如現在全國各地都很流行的農民春晚,因為中央電視臺的春晚離農民太遠了,不是趙本山演幾個農民小品就能代表農民的,所以農民開始辦自己的春晚。首先是籌錢,外出打工和經商的農民愿意出資;其次是內容,在我老家的一個山村,有去上海打工的農民在外面學會了一種叫做“滾燈”的文化形式,回鄉后,這些農民就地取材,將燈的做法用當地的材料加以改造,搬上了家鄉的春晚舞臺,受到歡迎。還有,春晚這個形式也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央電視臺創造的,農民不僅挪用了,還加入了自己的內容。這說明在文化碰撞交流的過程中,中國農民是具有創造的主體性的,他們能夠綜合分析、利用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和市場經濟時期的各種文化形式,再結合農村當下的經濟情況,創造出新的文化生活。當然,這不是說農民春晚的節目中就沒有城市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就是“純粹”的農民主體性的表現了。正如馬克思所說,任何人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的。

  沙:現在農村普遍流行的廣場舞也值得關注,這里面是否有一種集體主義的回歸?

  趙:你說得對。不僅是集體主義,廣場舞是回歸到日常生活實踐的城鄉文化形式,成為婦女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這是“送貨下鄉”的文化反哺所不可能做到的。并且,廣場舞將個人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和社區的文化建設聯系在一起,不僅鍛煉了身體,還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凝聚了社區。更為重要的是,第一批跳廣場舞的婦女應該是50后和60后這一代人,70后甚至80后是在她們的帶動下開始的,因此,農村廣場舞可以看成是獲得社會主義現代主體性的一代女性帶動年輕一代的日常文化生活實踐,中國城鄉婦女開始不再沉溺于個人主義的文化消費和做“沙發土豆”了,她們要自己跳起來,而且在公共空間,在大庭廣眾之下,以集體的形式。

  地方政府把廣場舞變成落實群眾路線的一個措施,也具有不小的推動作用。在縉云縣,縣政府門前是最大的廣場,這里是最大的跳廣場舞的地方。這是很意味深長的,又很自然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府的廣場,怎么可能拒絕人民群眾自發的文化實踐呢?政府部門順應民心,給群眾提供機會和條件,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不容否認,廣場舞也成為部分城市小資的心病,遭到各種各樣的詆毀和妖魔化,這與小資的潔癖有關,聯系著小資對公共空間私有化和社會生活個人化的訴求;同時,也不排除有部分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害怕來自人民群眾的、洶涌澎湃的文化活動。

方法與計劃

  沙:說到這里,我想請教一個具體的問題,傳播政治經濟學一向以宏大理論著稱,分析全球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不平等的文化權力關系。它是否有可能去做具體村莊的個案研究呢?或者說,它如何處理宏大理論與具體個案之間的關系?

  趙: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宏大理論著稱,但這不是它的特質。實際上,主流傳播學、發展傳播學也離不開現代化、資本主義、歷史終結等宏大敘事,只是由于這些宏大敘事是被當做理所當然的,具體到技術擴散等研究的時候,主流傳播學者就覺得沒有必要把宏大理論寫出來了。

  確實,我們看到的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由于其工業主義、城市中心主義和信息化的視角,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對西方國家內部和全球宏大傳播格局的分析上。但實際上,傳播政治經濟學也有很多個案研究,比如瓦斯科(Janet Wasko)做的就是關于迪士尼的個案。北美來自第三世界的學者中,我的印度裔學長Manjunath Pendakur 就回到印度一個村莊去做過個案研究。⑧再比如我原來工作過的加州大學圣迭哥分校的一位非洲裔學者,通過對加納農村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布的生產、流通和使用的分析,來描繪物質文化與社會權力的關系。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取向與個案研究沒有矛盾。

  關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我和邢國欣寫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淵源、研究路徑和學術前沿》一文中已經講到以下四個基本取向:第一,置傳播現象于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權力關系的大背景之下;第二是對權力場域與控制機制的圖繪;第三對傳播機構和過程進行衡量與評估;第四是實踐。⑨具體到個案研究,我欣賞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者布洛維,他提出Global Ethnography(全球民族志),既有全球視野,又有民族志的方法與關懷,他還有本書叫做《沒有邊界的民族志》Ethnography Unbounded,采用拓展個案法,這也是我采用的方法。總而言之,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我不諱言宏大敘事,但是我不僅不排除村莊個案研究,而且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必須接地氣,把研究落地到個案。

  至于技術性的方法,我可以做深度訪談,選幾十個村民作為我訪談的個案去跟蹤;我可以用焦點小組的方法——這個方法我跟卜衛2014年初在浙江縉云就做過,召集有代表性的村民,讓他們一起討論;我也希望能做口述史,從訪談我自己90多歲的老奶奶開始,讓她講述她這樣一位普通農婦所經歷的新中國歷史,包括農村婦女的歷史;我的一位加拿大博士生計劃用問卷,比如手機給村民帶來了什么、什么時候開始用、平時用什么網絡、聯絡什么人、聯絡頻率等等,從而研究他們的傳播活動。但是,方法的定量定性都是末,不是本,不能本末倒置,關鍵是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和學術取向。

  沙:您接下來有什么樣的研究計劃呢?

  趙:我正在做的以及計劃做的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雖然2009年我就把自己長江學者的項目定為“文化、傳播與中國城鄉協調發展”,而且選定回老家浙江縉云縣做個案并斷斷續續做了一些基礎研究,包括一些深度訪談,但這個項目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二,在完成加拿大這邊的“全球”層面的研究工作后,我計劃申請加拿大相當于中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從事傳播與中國城鄉關系的研究,這樣就可以把我在國內和國外的研究統一起來;第三,正如你開篇所講到的,我和呂新雨教授等2015年將在浙江縉云縣召開“城鄉關系視野下的文化、傳播與鄉村轉型”的學術會議,作為中國批判傳播學的第二個年會,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平臺,聚集更多的關注城鄉關系的傳播學者來討論;第四,我希望通過指導博士生和訪問學者來培養有城鄉關系視野的批判傳播學者,如我在中國傳媒大學一位博士生的論文是關于農村征地中的政治傳播,我的一位加拿大博士生將研究手機在中國農村的應用;第五,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在我的家鄉縉云縣剛成立了一個國情調研基地,我將以顧問的身份介入他們的研究;最后,作為我的研究的社會實踐和行動指向的體現,我希望在我的家鄉辦一個“河陽鄉村研究院”,下設“鄉村與未來文化傳播研究”、“鄉村口述史研究與書寫”、“鄉村藝術研究與發展”,以及“鄉村中國實習與培訓基地”等部門,把它做成一個立足于一個中國村莊,輻射全球的跨國學術平臺和教學與培訓基地,從而使自己的學術實踐貫通中西,連接全球與村莊。當然,這是我的學術夢,能否實現,還看天時地利人和。■

  作者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注釋:

  ①邱林川、 王洪喆編 :《東西方之間批判傳播研究:道路、問題與使命》,《傳播與社會學刊》 2014年第28期

  ②網絡相約自殺的現象近年來屢見不鮮,除了浙江縉云的自殺事件之外,還有2010年5月4日,浙江臺州三名90后農民工通過網絡、手機等相約集體自殺;2012年11月底,三名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青年在淮南火車站附近一家賓館的衛生間里自殺;2013年9月23日,二女一男相約溫州賓館內躺床上燒炭自殺,等等。

  ③參見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第三編“世界結構中的中觀傳播”的相關文章,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④John Bellamy Foster:The Epoch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2013), 65(5).

  ⑤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陜西省志(第69卷)·廣播電視志》第125頁,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3年版

  ⑥“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這五項。這是浙江省政府近期推出的大政方針,既保證經濟增長,有促進綠色環保的人居環境。

  ⑦呂新雨、 趙月枝:《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1949-2009:共和國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國論文集》, 2009年

  ⑧Manjunath Pendakur .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 Transformations in an Indian Village. 曹晉、趙月枝編:《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讀本(下冊)》(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 Reader)第315~333頁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⑨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第9~11頁,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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