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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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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麥金農:一位美國學者的中國新聞史研究

作者: 王毅 向芬 發布時間:2019-03-07 18:50:00 來源:新聞記者

斯蒂芬·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1941-)教授,曾師從史學家劉廣京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后執教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并在四川大學做過訪問教授。他是西方從事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先驅之一,這與其對相關新聞人物進行口述史采訪,以及一度任職人民日報的特殊經歷有關。在其中國新聞史的學術成果中,有論文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專著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中文版《史沫特萊:一位美國激進人士的生活與時代》),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中文版《武漢:1938——戰爭、難民和現代中國的形成》),以及西方駐華記者的口述史料集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等。

2018年11月,麥金農教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邀請訪問北京。筆者在此期間對他進行了訪談,就新聞史研究的相關問題與方法展開討論。

一、在中國的新聞從業經歷與研究工作

王毅、向芬:麥金農教授,很榮幸這次能在北京對您進行專訪。您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過一段特殊經歷,當時,您作為外籍專家任職于人民日報,您夫人則在新華社工作。請您談談是在怎樣的背景下來到中國工作的?這次經歷與您日后專攻中國新聞史研究有何關系?

麥金農: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這次破冰之旅開啟了中美關系的歷史轉折。就在這一年,我第一次來到了中國。“文革”結束之后,1978年春天,我和夫人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再次來到中國。當時,我們正一起開展史沫特萊的研究工作。在對外友協的幫助下,我們有幸結識了丁玲、茅盾、周立波和陳翰笙等一批和史沫特萊曾有密切往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我請他們為我尋找并提供有關史沫特萊的資料。

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隨后,我們又接到邀請,希望我們以美國專家的身份來中國進行為期兩年的工作。在此期間,我們繼續史沫特萊的研究,在上海和北京一共訪問了大概八十來人。當時,我女兒還很小,為了方便照顧她,我們把她一起帶到中國。來中國后,女兒在芳草地小學就讀,夫人被分配到新華社國際部,我則在人民日報社工作。我們先是住在友誼賓館,后來搬到小莊。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剛剛成立,與人民日報社僅一墻之隔,因此我和新聞所也有較多來往,我當時有25個年齡在25-30歲的研究生。由于中國亟需培養一批可以派駐到西方國家的新聞工作者,所以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對這些被選拔出來、準備擔當外派重任的年輕人,進行包括英文、歐美社會文化、經濟以及新聞業務方面的培訓。一開始他們大部分人英文并不太好,但是文筆都比較出色,他們有時也跟人民日報的記者一起工作,到各地采訪寫文章。這批學生1982年拿到碩士學位,他們之前寫論文涉及西方題目時,我也幫著指導過,比如關于西方宗教的問題,他們常問到的是:為什么西方文化經濟比較進步,但卻那么多人信仰宗教?

新華社當時也面臨同樣的新聞人才培養的問題,和我們一同來中國工作的還有Julia Polumbaun女士(她后來在衣阿華大學工作),她在新華社從事和我相似的工作。當時到中國新聞單位來的外國專家還比較少,其他地方有一些則是老革命的外國人。此外,人民日報社也需要從德國引進一批新的印刷設備,而我父親在美國從事新聞業,對這些設備的性能及進貨渠道比較熟悉,所以也從中給予了一些幫助。

我夫人對史沫特萊非常感興趣,我希望能和她一同完成這項研究和寫作。對我而言,這次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與史沫特萊有過往來的中國朋友。我們發現了很多有關史沫特萊的材料,從這些材料中,我對她跌宕起伏、飽受爭議又精彩紛呈的人生有了一個基本的判斷。史沫特萊年輕時曾經在我的故鄉亞利桑那州住過一段時間,這也是我對她的生平產生興趣的原因之一。與斯諾相比,史沫特萊無疑具有更多鮮明的個人氣質。

王毅、向芬:在與改革開放后中國新聞人交往中,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些人、哪些事?

麥金農:我接觸了很多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我認為安崗有很多想法,他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但我的關系主要在人民日報,與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的關系相對不太密切。我那時候也開始和近代史研究所黎澍有聯系,他是近代史所的老領導,也曾是一位新聞工作者。1980-1981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任總編輯,我則幫雜志做一些稿件修改工作。我在1981年離開中國,1985年又回來,正式在雜志社做外國專家,工作地點在鼓樓西大街。

以后,我還認識了方漢奇,他曾幫過我的忙,90年代我去咨詢他有關中國新聞史的問題,我當時對成舍我和《立報》很感興趣。我的女兒后來是CNN的駐華記者,方漢奇也有一個女兒,她們是朋友。

王毅、向芬:早在1950年代,您就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60年代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又將研究重心從北美和歐洲歷史轉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當時您關注哪些議題?哪些因素促成您日后對新聞史以及抗戰史的研究?您當下還在從事哪些研究?

麥金農:1959-1964年間,我在耶魯大學跟隨導師劉廣京先生和Mary Wright先生做博士論文,那時我關注袁世凱在清末的新政。后來,到人民日報后,我開始更多關注新聞史。到90年代,除了關注中國新聞業以外,我還對抗日戰爭對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影響發生興趣。抗戰過程中,新聞業與權力之間的博弈也是我關注的重點。當時,我經常與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洪長泰、張瑞德等一些朋友一起討論有關抗戰問題,這些討論使我受益匪淺。后來,我到北京和武漢查閱相關資料時,又得到了楊天石、劉望齡等一些中國朋友的幫助,最終促使我寫成了《武漢:1938——戰爭、難民和現代中國的形成》。

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是希望能夠呈現給讀者一個武漢大會戰時期,這座城市的社會萬花筒。其中,我也花了很多筆墨聚焦當時的新聞業。在我看來,1938年武漢的新聞業有其特殊意義。正是在這個時期,大批中國的新聞媒體開始走出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經過在武漢的短暫過渡后,開始向中國內陸拓展。

我還對陳翰笙做了大量的訪談,不過當時翰老還健在,他的家人也不希望我過早將有關他的研究發表,因此這項工作就擱置了下來。現在,我就集中全部精力,爭取盡早完成陳翰笙的傳記寫作。

二、新聞職業化衍生的研究問題

王毅、向芬:您是最早提出將新聞職業化作為中國新聞史研究問題的西方學者,并在您的論文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中對這一問題加以闡述。在同一時期,塔斯馬尼亞大學的穆德禮(Terry Narramore)教授是另外一位以新聞職業化問題為切入點做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西方學者。結合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新啟蒙思潮,中國新聞業和新聞學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新月異。在當時的環境下,您是如何意識到從職業化角度來書寫中國新聞史的?中國新聞界如何看待和回應您提出的職業化這個概念?

麥金農: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這段時間,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臺灣,近代歷史檔案都開始陸續開放,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契機。而當時西方學術界對于民國時期,特別是1930年代中國新聞業的認知還非常有限,因此我想把我所能發掘到的歷史呈現出來。盡管當時中國新聞學界很多同仁已對職業化的歷史研究感到生疏,但方漢奇教授卻對此表現出了濃厚興趣,他尤其關心民國時期,像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以及圣約翰大學這樣培養職業新聞人的教育機構。新聞職業化不僅涉及鮮活的記者個體,還涉及新聞出版機構和新聞教育機構的組織運作,可以說這是一個龐大的課題。

很榮幸,我和穆德禮教授能夠從職業化的視角,把中國新聞史這個研究領域在西方學界提出來,盡管我和他還從未有機會面對面坐在一起,但我們相互借鑒。在此之后,這個領域的研究越來越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特別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出了一批專攻中國新聞史的學者,像瓦格納(Rudolf Wagner)、梅嘉樂(Barbara Mittler)、費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等。再之后,像美國的魏定熙(Timothy Weston)也對中國新聞史有著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研究生也開始以近代中國新聞史的相關問題作為學位論文的選題,這一點令人欣慰。

王毅、向芬:20世紀二三十年代,職業化在中國的新聞界有過廣泛討論,您也曾對民國時期美國職業記者在華活動的歷史做了大量研究。您認為職業化觀念在此后中國新聞界的發展演變狀況如何?這一討論是否在新中國相當長時間里中斷了,而到1980年代又接續了這些觀念?

麥金農:在我看來,1930年代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也是新聞職業化發展的關鍵時刻。可以說,資本與技術的結合成就了當時的中國新聞業。與此同時,國民黨在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時,其在宣傳工作上的弱點也暴露無遺,這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新聞出版業呈現前所未有的高潮。而那時,新聞職業化在中國的討論也行之有年,并且已經促成專業新聞教育機構與新聞行業團體的涌現,新聞史的研究也隨著職業化的推進而產生了豐碩成果。上海租界給新聞從業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因此也成就了這座城市作為中國新聞業中心的地位,同時上海也是職業化發展最主要的陣地。

美國的新聞職業教育在中國得以生根,是中國新聞職業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推手。當時跟史沫特萊有交集的很多美國報人,都曾在燕京大學從事過新聞教學工作。以董顯光為代表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出身的一批記者,也開始在中國的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當時中國的政治氛圍和社會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新聞職業化的發展,那時有很多記者不幸身亡。

到1980年代,中國經過文革后的撥亂反正,社會各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新華社公派了很多人去密蘇里新聞學院進行學習。可以說,中國新聞從業者的密蘇里情結從20世紀初一直貫穿到世紀末。因此,1980年代時中國新聞界的確重新繼承和反思了30年代后在中國中斷的職業化新聞傳統。我在人民日報社工作時,也對學生傳遞這些理念。

王毅、向芬:自1980年代起,中國新聞業再一次面對商業化和職業化的契機。然而,關于商業化與職業化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一直是新聞學領域長期爭論的話題。不僅如此,這個問題也是新聞從業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在您看來,新聞職業化的發展在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環境下面臨的主要差異在哪里?您如何看待新聞職業化觀念與中共自身鮮明的新聞工作原則對接時存在的問題?

麥金農:1980年代對于中國新聞業而言是歷經十年動蕩后的再次發展。在此之后,它的發展非常迅速,商業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廣告重新成為這個行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那時中國新聞業的商業化程度與今天相比顯然不能同日而語。新聞商業化與職業化的發展方式在中國有其獨特性,例如,人民日報的記者進行正常的新聞采寫工作的同時,也擔負了社會監督的職能。但他們有自己履行社會監督職能的方式,通過采寫并刊登新聞來營造社會輿論氛圍固然是一種方式,但更多的則是通過寫內部參考報告的方式得以實現。我在人民日報社的很多學生都參與過內參的調查工作,這取決于中國的傳統與自身的國情。

正因為此,在1980年代就有中國學者對于在中國新聞教學中,大量套用西方新聞學經典的做法提出批判。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中國工作期間,就接觸到很多關于新聞寫作方式的爭論。“倒金字塔”模式是西方經典的新聞寫作套路,然而很多中國記者依然希望保留傳統的,將重點融入文章字里行間的行文思路。

商業化與職業化,甚至宣傳工作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不僅僅在中國是個難解的問題,在西方也依舊如此。當然,西方新聞業有其自身的價值取向,比如突出負面內容以警示社會,所以中西方在新聞業領域也確實存在一些價值取向的不同。此外,中國社會變革的速度有時超乎想象,所以新聞業在不同時期所面臨的實際狀況也會有很大差異,這些都會影響到新聞業的社會角色扮演。

三、西方駐華記者的歷史角色

王毅、向芬: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大量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記者活躍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您不僅對西方駐華記者這個群體做過大量的口述采訪,同時也有深入的研究。在您看來,這個特殊群體得以在那個特定時期走向歷史前臺,它的背后反映了怎樣的機緣或邏輯?這批西方記者的出現對當時中國新聞業的發展,以及對中美關系的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麥金農:在美國新聞史上,的確出現了一個被稱作“中國觀察家”的年代。當時美國新聞界首次對一個處于革命性變革陣痛中的非西方、非白人社會進行廣泛而詳盡的報道。這一波新聞潮流首先始于賽珍珠(Pearl Buck)對窮苦中國百姓的同情。隨后,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美國新聞界開始支持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報道開始趨于政治性和感情化。早年間,雖然已經有很多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但他們給美國社會提供的中國信息十分有限。當然,這批駐華的美國記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美關系。很多美國記者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他們對于國民黨的批判不僅影響到了美國的政治決策,同時也對美國的社會心理產生作用。但此后,中美兩國關系持續惡化,至朝鮮戰爭時跌到低谷。正是這種感情化的報道致使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以及美國輿論對中國態度長期處于搖擺中。

王毅、向芬:從更為宏觀的視角,您如何看待西方駐華記者所面臨的適應中國社會,以及與國內外權力當局的博弈和他們政治立場選擇之間的內在聯系?

麥金農:1930年代美國駐華記者的人數很多,而且各自的立場也不盡相同。像史沫特萊,是一位具有鮮明左派立場的美國記者,1929年陳翰笙曾陪她訪問過無錫的幾個自然村,考察農村社會性質和農村革命中心任務。當時,史沫特萊在駐華美國記者群體里招致了很多非議。30年代還有很多美國記者選擇與國民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中國抗戰,比如《大美晚報》主編高爾德(Randall Gould)與《密勒氏評論報》主編老鮑威爾(John B. Powell),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交際網絡和政治傾向。可以說,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種特定的政治氣氛下,盡管大多數美國記者盡力以政治中立原則來開展工作。

當然,能夠影響美國駐華記者觀察視角和立場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當時上海租界為美國記者提供了很多便利,但語言對他們來講仍是很大的問題,特別是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上海本地方言的環境中,所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常常不得不依靠翻譯。

四、口述史與新聞史研究

王毅、向芬:口述采訪是您做新聞史研究的一大亮點,也是重要的學術貢獻。口述史不僅大量運用在史沫特萊的研究中,您還在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這本書中,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充分展現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駐華記者群像。這些駐華記者經歷了中國一系列的政局動蕩,中國新聞界對這一批記者的評價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還是正面的。后來隨著冷戰鐵幕的拉開以及麥卡錫主義的盛行,他們回國后境遇如何?請問美國方面如何評價和看待他們?

麥金農:在進行史沫特萊的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她先后出版的6本著作雖然很容易從圖書館找到,但僅憑這些材料,我無法真正看到她的交際網絡,自然也就無法探尋出一個充滿立體感的人物命運軌跡。為了彌補圖書館收藏的這些文字材料的缺失,我沿著她的足跡走訪了美國、歐洲、印度以及中國,采訪了與她有交集的人士。在中國的口述采訪部分尤為重要,我和夫人采訪了包括陳翰笙和戈寶權在內的眾多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通過這些訪談,我對史沫特萊的生平,特別是她活躍于中國的歲月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知。如果要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駐華記者有一個總體概括,那么我一直認為對這個群體而言,那是一個浪漫的年代。

隨后,眾所周知,由于冷戰鐵幕拉開,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的盛行,美國民眾對于中國的印象也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對于這些美國記者而言,在中國的經歷也給他們帶來了諸多困擾。離開中國的舞臺后,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彼此失去了聯系,還有很多人不得不放棄新聞職業。其中,也有人因為中國政局變動致使觀點嚴重對立而最終反目的,例如高爾德與小鮑威爾(John W. Powell)之間的糾葛。總之,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烙印。

王毅、向芬:一般而言,任何回憶性材料都面臨選擇性記憶的問題,加上冷戰背景等時代因素,難免會影響駐華記者對于在華經歷的記憶。基于您對駐華記者群體的采訪,您認為從他們的敘述中能夠發現哪些共通性記憶和明顯差異?

麥金農:確實有這樣的情況。1979年鄧小平訪美后,中美關系開始走上正軌,這些曾經的美國駐華記者也愿意吐露一些在1950年代美國的社會氣氛下難以發出的心聲。我接觸到的很多人這時候已經非常愿意提及他們當時通過英文秘書龔鵬的牽線,與周恩來之間的工作聯絡甚至是私人間的往來,并且他們覺得這是一段愉快的經歷。此外,他們也對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國共兩黨沖突多有提及。他們之間也有一些共同的記憶,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多數人提到過他們對于當時中國的農村社會不甚了解。

(王毅 向芬:《時代記憶:一位美國學者的中國新聞史研究——斯蒂芬·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教授學術專訪》,閱讀原文及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新聞記者》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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